1987年，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看了安德烈．塔可夫斯基（Andrei Tarkovsky）的電影《犧牲》。在片頭男主角帶著自己的小兒子在海邊種樹，他告訴他兒子一個種樹的故事：「一個希臘東正教修道院的修士在山腰上種了一棵荒樹，他跟他的小徒弟說：『你要每天為它澆水，直到它再活過來。』這個小修生每天早上帶著一勺水上山澆樹，直到夕陽西下他才下山。這樣經過了三年，那棵枯樹發芽了。」然後男主角接著說：「有時候我跟我自己說，如果每一天在同一個時刻做著同一件事情，像一個儀式一般，這個世界就會有所改變。」
不知道為什麼，即使沒有再看第二遍，我一直忘不了這部電影與片頭的這段故事。1993年，當我在美國加州海德蘭藝術中心駐村做《健行日誌》的時候，有一次攀登一個叫Hill 88的山頭，在極度筋疲力竭之際，這個故事回來了。我望著山頭的一株松樹，覺得我是那上山澆樹的小修生，這讓我升起了一股力量，最後我終於爬上山頂。我坐在松樹下，望著太平洋的曲線、山下小的像積木的房子與道路。從那時候起，我開始認養、修改並照著這個故事去活。
對我而言，整個人生就是一個持續發現啟示與寓言真義的過程。在這些人生的寓言中，我是其中的角色，也是讀者與作者。這種思考故事主人翁和我自己的情境，延續書寫故事的作法，會讓我感覺正在書寫自己的生命，並做出有意義的抉擇，在看似沒有希望的情形中，生活出力氣，擺脫虛無。
然而，從我知道《犧牲》裡面小孩與枯樹的故事，一直要到很多年以後，我才遇見在夢中奮力爬山的故事及轉山的意義，然後才是《種樹的男人》的故事。這才明白：生命消亡的威脅並不可怕，事實上我們早已死過無數次，直接逼視死亡，只見我們痛苦與恐懼的根本是因為不明實相。輪迴生命的愛恨怨親、山河大地都是以因果的方式顯現展演。可這因果也是這世界上最最堅強的鎖鍊，想要掙斷束縛，如何可能？
我曾追問自己許多年：「枯木怎麼可能再生呢？如果眾人都認為不可能的事，還要去做，是為什麼呢？如果命運或世界不可能改變，為什麼還要奮鬥？」現在，對我而言，這是一個追尋真理與意義的神聖旅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