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從事藝術工作的起因，乃至創作的內容，多數根源於糖尿病。因為這個疾病，三十年來我必須持續地驗血、紀錄、注射。對我而言，測量是活下去的必要手段，紀錄是審視、評估存在狀態的方式，然後保持清醒地活過「現在」，此時此刻，然後選擇、決定下一刻我該做什麼。

在我沒有學藝術之前，我的測量只有現實的功能，它是被動、強迫、不得不然的行為，雖然至今我仍然沒能解決我生命中的一些困境與困惑；然而觀念藝術讓我在無奈的生活與無意義的生命中，找到讓自己賦予自己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機會，找到在語言上與精神上（形式與內容）鍛鍊提升的可能。有別於前述關於測量與記錄的作品，如「四前行終生計劃」，多數比較嚴肅、沈重，是要經年累月，甚至為期一生的計劃；後期的測量作品則比較輕鬆、幽默、抒情，這是我想做的改變。我希望作品能同時含括矛盾與不成比例的特質：小題大作、大題小作、將凝重的做得輕盈、把微不足道的做得認真、批判中帶有包容、輕鬆裡帶著質疑。

由於控制血糖的問題，我對「血糖測量→記錄數據→判斷狀況→決定措施」的步驟與模式十分依賴，也對我的生活影響深遠，它甚至成為我生存、認識自己與外在環境的方法。但是我同時也厭倦了這套理性、客觀與科學的方法，厭倦了這些數據與標準，厭倦了對這個自外於自己身體的態度，厭倦了持續對身體的掌控，厭倦了藝術體系、醫療體系、一切的體系，厭倦了沒完沒了的認同與不斷更佚的歷史說法，還有所謂的價值、意義與真理。

測量從被迫，變成我的顛覆與反叛，以測量之名做其他意義的指涉，甚或是一種苦中作樂的出口。我以身體為工具、媒介，運用各種非傳統的方式測量城市、機構、我的身體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藉著荒謬、非標準、不客觀的測量行為，反叛體系制式的箝制，質疑客觀與主體的存在。對我而言，這個身體是一個很好用的介面，它帶著疾病、性別、種族、歷史、文化、符號的多重意義，藉著測量之名，我運用它現成的功能性、官能性、社會性、象徵性，視它為機器、工具、設備一般，碰觸撞擊情慾、官能、空間權力和意識型態的私處；甚或，用它做心靈與美學上的操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