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於控制血糖的問題，我對「血糖測量→記錄數據→判斷狀況→決定措施」的步驟與模式十分依賴，也對我的生活影響深遠，它甚至成為我生存、認識自己與外在環境的方法。但是我同時也厭倦了這套理性、客觀與科學的方法，厭倦了這些數據與標準，厭倦了對這個自外於自己身體的態度，厭倦了持續對身體的掌控，厭倦了藝術體系、醫療體系、一切的體系，厭倦了沒完沒了的認同與不斷更佚的歷史說法，還有所謂的價值、意義與真理。

測量從被迫，變成我的顛覆與反叛，以測量之名做其他意義的指涉，甚或是一種苦中作樂的出口。我以身體為工具、媒介，運用各種非傳統的方式測量城市、機構、我的身體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藉著荒謬、非標準、不客觀的測量行為，反叛體系制式的箝制，質疑客觀與主體的存在。對我而言，這個身體是一個很好用的介面，它帶著疾病、性別、種族、歷史、文化、符號的多重意義，藉著測量之名，我運用它現成的功能性、官能性、社會性、象徵性，視它為機器、工具、設備一般，碰觸撞擊情慾、官能、空間權力和意識型態的私處；甚或，用它做心靈與美學上的操練。